通过成立SPV（项目的特殊组织机构），实现了项目和投融资主体之间的风险隔离。同时，PPP模式以完整的契约体系和完备的法律架构维系并协调项目各方利益，未来还款主要依靠项目预期收益，是严格意义上的项目融资。财政只提供有限担保、政府信用有限介入或不介入融资安排，是PPP模式的关键特征。因此，PPP模式有效控制了项目参与各方的信用与项目之间的关系，控制了隐性债务风险。

      此模式还实现了私人资本对运营商公共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理参与。PPP模式以运营商与私人部门间的特许权协议为基础，运营商通过特许权安排掌握项目主动权，并有效借助私人部门的专业能力，同时实现向私人资本的风险分散；私人部门对项目评估、决策、投融资、建设和运营全程参与，其获益途径可以来自于项目的特许权和项目运营后期收益，也可以是其他附带收益。因此，PPP模式能有效解决运营商利用自己资金直接投资方面的先天劣势，同时在运营商和私人部门间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系，规避了私人部门道德风险。

       首先，运营商在云IDC项目建设时，耗资比较大，建设周期长，这类项目单独性强，可以优先考虑运用PPP模式建设，开放相应的权限，如：提供机房、电源、空调等设施，甚至这部分设施也可由民营企业等其他参与者来建设，允许引入的民营企业等私人资本参与项目的投资、建设、运营。通过项目运营一定周期，民营企业收回投资回报，运营商收回云IDC项目的相应设施和经营权等。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双方还可以在云IDC新业务开发、市场拓展等方面再进行进一步的深度合作。

       其次，运营商现在大力发展4G业务，4G基站建设刻不容缓。发展业务是运营商当下的关键，这些基站三大运营商可以考虑利用PPP模式共建、共享，这样运营商的建设费用就会大大减少，基站建设速度也比由单一运营商建设快很多，既避免重复建设，又能有效减少运营商的资金投入。
 
      最后，三大运营商在骨干传输网、固网骨干网以及地下管线通道等公共基础设施方面，ADSS光缆可以考虑充分引入PPP模式来建设。现在同一个小区三家运营商都激烈竞争布设宽带网络，加大了运营商各自的投资成本，而相应的收入不见得有当初预期的那么好。在某些小区，有的运营商花费很大资金投资建设的宽带，到后来只有屈指可数的用户，收益都不够付设备消耗的电费，在这些领域，引入PPP模式积极开展共建、共享深度合作，把项目的投资风险让建设各方共同承担，既能有效避免风险，还可以大大降低运营商在这些方面的建设投资。三大运营商在这些领域应放开相应的权限，引入民营企业等私人资本投资、建设、运营，双方按照一定的条件协商收益分成。

     在4G建设方面，尽管有诸如铁塔公司等政策利好，但运营商依然存在比较大的建设成本压力。据介绍，2014年，中国联通建设基站总数为15.8万个，资本支出为848亿元，2015年，联通资本支出将在1000亿元，联通计划新增35.5万个基站，总量达到92万个；中国移动2014年新建70万个4G基站就花费了806亿元的建设费用； 2014年中国电信的4G网络建设投资规模达到450亿元。2014年三大运营商累计4G建设投资超过900亿元，据权威机构预测，这一投资规模在2015年将达到1000多亿元。

   运营商一方面要承担巨大的网络建设费用，发展新业务、新用户，另一方面还要响应政府的提速降费的压力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度越来越大，而收入增长缓慢甚至还有逐步下降的趋势。此时引入合理的投融资模式非常关键。

   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，PPP项目融资不再是传统的信用融资，而是以项目前景为基础的项目融资。项目未来收益是主要保障，民营企业等项目参与者，接受收益监管和项目资产抵押、质押，运营商具有更全面的尽职调查义务和项目参与权、监管权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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